1982年5月，先师季龙（谭其骧）先生从上海古籍出版社获得一册蒋天枢先生所著《陈寅恪编年事辑》。23日是星期天，那天正好没有什么客人，他将这本书看了一整天。第二天晚上我去看他，桌上正放着这本书。谈到书中的内容，他不胜感慨，翻到一页让我看，上面记着文革间刘节（子植）先生为保护陈寅恪先生，曾代他接受批斗，批斗后有人问他有何感想，他说：“能够代替老师接受批斗，我感到光荣。”先师在书上批道：“刘子植的是可人！”书中写到陈先生在文革中曾要助手日后为他作学传，助手迫于形势，只能违心地表示“忘了”，陈听后说：“忘了好，免得中毒。”先师说：“陈老真可怜，一辈子的学问没有能传下来。”这使我萌发了日后为先师作传的念头。在此前后，我曾为先师起草过他的自传和传记，但都只有万余字的篇幅，所以我准备积累资料，为他写一部详尽的传记。他得知后表示同意，对我说：“你随我多年，以后可以将我做学问的方法记下来，把我来不及写成文章的意思写出来。”“但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尽说好话。”
此后，我就注意收集先师的文稿和有关资料，更主要的还是随时记住他的言谈和想法，理解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。我没有记笔记的习惯，即使记录也只用很简单的提纲。但十多年间，我作为他的助手随侍左右，謦咳之际，耳濡目染，先师的言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已深深印入脑海。
先师逝世后，我先后发表了几篇记述他的学术思想和言行的文章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应，而更多反响是来自青年朋友和学术界以外的人士。这提醒我：先师不仅是属于历史地理学界的，也不仅属于学术界。他的学术贡献固然重要，他的精神和人格同样可贵。在搜集和整理他的资料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感到将他的一生写出来的重要性———他代表了这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，他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缩影。于是我改变了只写学术评传的计划，决定为先师写一部全面的传记。
他的经历其实很简单，从6岁入学开始到82岁逝世都没有离开过学校，从小学读到研究生，由代课的讲师升到教授、系主任、所长、博士生导师、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他的工作也很单纯，从20岁登上大学讲台，就是上课和作研究，后半辈子在复旦大学工作了42年。
尽管他在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，并参加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，但17岁以后就不想再问政治了，可是政治没有放过他，特别是在解放以后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无论是作为运动的动力还是对象，或者兼而有之，或者有幸作为旁观者（但在解放后似乎不再有这样的选择了），都给他留下了风霜雨露的印记，他与中国一起度过了翻天覆地的82年。
每个人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舞台，离不开时代所给予的条件。先师也有他的特殊际遇，否则当时和今天知道他的人肯定会更少。这当然与他从事的专业———历史地理———有关，也取决于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平，否则何至于由他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和《国家历史地图集》？但要不是毛泽东在1954年认识到了中国历史地图的重要性，并且接受吴晗的重编改绘杨守敬的《历代舆地图》，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八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也不会有他后半辈子的经历，或许他在反右时就难逃厄运，或许他不会出席全国“群英会”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，或许他不可能在文革中首批得到“一批二用”，林彪大概不会对他的学问感兴趣，中央领导也不可能会多次过问他主编的历史地图集。
这一点与陈寅恪先生有某种相似。陈先生能始终保持他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，固然出于他自身的道德操守，但要是没有毛泽东的特殊宽容，岂会容许他度过文革前的一次次运动？陶铸又岂会对他优礼有加？或许他在1949年后就会销声匿迹，或许他的生命早已结束，或许我们今天了解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陈寅恪。但在其他方面，先师又不同于陈寅恪，因而更能代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：他们曾经尽最大的努力听从毛泽东的指示，服从共产党的领导，学习马列主义，适应新中国的需要。尽管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和必要的条件，尽管他们不得不无休止地批判和改造自己，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。为了学术研究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，他们往往只能随波逐流，不可避免地说过错话，做过违心的事，甚至只能“曲学阿世”。但正是他们的努力，才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文化没有中断，没有留下几十年的空白。中国固然需要陈寅恪，但也不能没有这一代知识分子；我们固然应该尊敬陈寅恪，但绝不能因此而轻视或误解其他人。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，既要有陈寅恪传，也应该有包括先师在内的其他人的传记。
正因为如此，我在写他的同时，也写了他周围的或有关的人和事，这倒不是我舍不得放弃一些珍贵的史料，而是想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记述，使读者不仅能了解他的经历和思想，而且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行和想法，通过他来了了解这部分历史。例如我在《前传》中以较多的篇幅写了30年代北平大学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，记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改造的过程和各人在运动中的主要发言，记录了1960年上海高级知识分子“神仙会”的经过和他所在的一个组的主要发言，在《前传》和《后传》中都相当详细地记录了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全过程，特别是有关的重大事件。我认为应该这样写，这不仅是我对先师的承诺，也是对历史承担的责任。要是轻易地舍弃，或许这些史料就会永远湮没了。
先师要我实事求是，我的理解就是在撰写传记的过程中，只能将他当作传主，当作历史人物，当作我研究和叙述的对象，而不能当作老师、尊者和亲人。这样做有时会非常痛苦，因为我无论如何割不断感情的纽带，特别是忘不了追随他十四年间的喜怒哀乐。在撰作中，我有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，有时为他的终生遗憾而感慨万分，有时忍不住潸然泪下，有时止不住在屏幕上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就像在读别人的书稿，不知不觉中度过漫漫长夜。但每当想起先师的遗言，我只能严守事实，而不计发表后对先师的毁誉，也准备承担应得的批评。我不敢说完全做到了先师的要求，但已经尽了我的努力。
从历史学的观点看，一部成功的传记必须至少有三方面的条件：传主允许作者如实地叙述和自由地取舍，传主具备详尽丰富的资料，作者对传主有全面深入的了解。我很幸运，在为先师作传时，基本上具备了这三方面的条件。我要特别感谢先师的哲嗣德睿先生和其他子女亲属，他们不仅允许我查阅并使用先师留下的全部资料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照片，并且对我的撰写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，否则这本传记就不可能按现在的面貌问世。
现在，《前传》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《后传》也即将送出版社，但先师的遗命远没有完成。
从协助顾颉刚先生创办《禹贡》半月刊和筹办禹贡学会开始，直到晚年，先师毕生致力于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，曾再三嘱咐我们要继续努力。他说：“在历史地理方面，我应该超过钱大昕、王国维，你们应该超过我。要不，学术怎么能进步？”要不辜负先师的期望，我们这一代人与我们的学生就不能有丝毫松懈。
先师1982年后的主要论著已经编为《长水集续编》，由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。他的日记选编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。复旦大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谭其骧文集》，目前我已开始准备。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先师的学术和人格，恳请保留有他的文稿、信函和资料的各位前辈、师友予以支持。
我最愧对先师的，是至今没有能完成他的一项遗嘱———设立“谭其骧禹贡基金”。我永远不会忘记1991年10月9日上午他说的话：“看到现在中青年做研究这样困难，《历史地理》出版一拖再拖，我很不安。我没有什么积蓄，但还能拿一点出来。你替我想个办法，怎样捐出去帮助大家。”他承诺先捐出二万元，“我知道这点钱做不了什么事，如果我不死，以后还可以捐，你们也替我想想办法扩大基金。”当天他交给我七千元，他逝世后子女补全了二万元，并又捐出了《长水集续编》的稿费一万元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募集到的基金还只有十几万元，不足建立基金会的法定最低额度。先师生前为河南安阳市被确立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作过特殊贡献，我曾经希望安阳市政府能提供一些资助，直接向市长提过请求，可是没有取得任何结果。复旦大学大概也爱莫能助。但我坚信先师的学术和人格将随着《悠悠长水》的流布而赢得更多人的理解和尊重，“谭其骧禹贡基金会”必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事实。
 |
